黄梦飞：抗战胜利到解放前夕

　　＃本文摘自《绩溪文史资料》第一辑(1985年6月)，作者黄梦飞，原标题《往事回忆录（辑要）》

　　我从重庆回南京，在伪社会部是属第二批，那时叫作“复员”。我当时急于回宁，主要是为了芜湖明远电气公司。这个公司，芜湖沦陷时，被敌伪侵占。但是厂内负责人，除董事龚沦甫做了伪商会副会长外，没有从逆的。胜利后，伪省主席李品仙派张宗良（伪皖南行署主任）为芜湖地区接收主任，把明远公司作为敌产接收了。当时，明远电厂是芜湖第一个大企业，李品仙、张宗良等人很眼红，企图据为己有，不肯发还。负责人周协恭等人到芜湖后，没有办法，连电重庆，催我回来。我是副董事长(董事长吴兴周已故)，觉得收回这厂我有责任，伪政府无端将这个厂没收，变为官僚资本，我心里是不服的。因此回宁后，经常奔走宁、沪、芜三地（伪行政院所设的敌伪产业处理局在上海），进行和交涉，托了许多人，转了许多弯，经过一年，才将厂权收回。但是，沦陷期间，我们的损失，伪行政院却不管了，说是候与日本交涉，要日本赔偿。而厂里的某些器材、设备，则说是日本人添置的，要我们缴价承受。结果我们筹交了三亿多元，才物归原主。公司劳资双方，都愤愤不平。当时政府所派的接收人员，到处侵占工商企业，敲诈勒索，作威作福，弄得怨声载道。明远电厂总算收回了，比某些工商业主的遭遇似乎好一些，因此股东都很感激我，后来举我做了董事长。从此，我就真正成了这个公司资本家的代表，负起了实际责任（以前是挂名的）。今天回想一下，那时实质上就是一场民族资产阶级与官僚资产阶级的斗争。

　　我回南京后的职务，仍是伪社会部参事。直到一九四七年年底辞职为止，时间将近两年。这两年中，为了收回明远电厂，经常请假，在部里做的事情不多，除参加伪国大制宪会议和活动伪立法委员的选举外，还参与两件事：

　　南京一贯道会所被伪社会部接收人员查封，财产一律没收（接收人员不是从重庆来的，是组织训练司所派)，但是会所的房子是租的，房东以房契为凭，要求发还。接收人员则打算把房子作为其他用途，拒绝发还。伪部长谷正纲从重庆打电报给我，要我查明核议。我详查情况，对证契据，这房子确是民产，因而签拟意见，主张房子发还，所有一贯道的像具什物等，一律没收。不久，伪社会部人员全部回宁，此案移交组织训练司主办，房子发还，却把一贯道改为中华慈善会，使这个汉奸组织改头换面，继续作坏事。

　　抗战胜利后不久，伪社会部曾在南京孝陵卫举办过一期社会工作人员训练班，和在重庆办的社训班情况差大多，只是人数多一些。部内司局长、参事、简任视导，和业务有关的科长，都被派兼教一部分课程，我也是其中之一，去上了五、六次课。

　　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十五日，伪国民政府召开伪国民代表大会，通过宪法。会期十天，我也参加了。我的国大代表一九四六年当选，当时参加开会，认为有了宪法，可以逐步走上道路，结束蒋介石的个人。不知这部宪法，根本没有气息，而且派制定宪法的主要意图，就在堵塞国内和平的道路，并不真要实行。

　　安徽人反对李品仙的统治，是正义的行为，在重庆的时候就开始了。复员以后，这个风浪掀得很高。我们一部分伪国大代表曾在集会期间，面见蒋介石，要求撤换李品仙。成立了安徽旅京同乡会，进行联系同乡统一行动的工作。吴忠信被选为理事长，我是常务委员之一，反李宣言是我起草的，但同乡会这种组织，本是一锅大杂烩，没有法子统一的。在反李运动进行中，各方面的安徽绅士，都在打自己的主意。有的想藉此机会，给李品仙一点颜色看看，使他不得不敷衍我，于是要钱哪，荐人哪，八行书就发生效力了；有的就在这个运动中装出视民如伤、义无反顾的姿态，来抬高自己的地位，骗取各方面的重视，好在安徽省政府插一脚。

　　更可恶的是CC系方治、邵华等人中途拉出陈立夫来作调解人，要求李品仙表示接受安徽同乡改革皖政的某些意见，作为和平了结的条件。他们的用心，是要给李品仙一个印象：“反李运动是CC系领导的，你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只有与CC系妥协”。在这样的情况下，还能有什么好结果呢。我们一部分人对陈立夫的调解是拒绝了，但这个反李运动，也就由各怀鬼胎云消雾散了。这中间还有一段插曲，朱子帆曾到南京替李品仙向我们关说，他的主要理由，是我们反CC第一，反李品仙次之。我们决不可因为反李品仙而增长CC系在安徽的声势。这个理由对我来说是很有力的。这件事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训，就是在整个局面下，要改革局部，是没有希望的。

　　一九四七年下半年，伪立法委员的选举，我参加了竞选。结果在皖南选区（包括安庆附近几县）我当选了。同时当选的，还有端木杰、刘启瑞、汪新民，佘凌云，范苑声等五人。统治的予夺之权，操在党部和政府手里。我这次竞选，无论在方面和经济方面，都比较处于劣势地位。例如端木杰是伪交通部次长，刘启瑞是军统局大特务，汪新民是李品仙的亲信，佘凌云是CC系的骨干，范苑声是安庆区行政督察专员。他们都有党部或政府撑腰。选举费用除端杰、范苑声有腰包可掏外，其余的人都由各自的组织负担。在国民中央党部通过候选人时，我主要是得到吴忠信支持。为了取得李品仙的谅解，我加入了陶若存、朱子帆等人组织的安徽建设协会。我对于反李品仙的运动，没有坚持下去，与选举也是有关系的。至于选举活动费用，我得到明远电厂几个资本家和上海几个同乡商人的帮助，负债达伪法币数亿元之巨。我自己并前往芜湖、宣城、宁国、歙县、绩溪、休宁各县活动，组织投票。以友谊给我投票的很多，如葛剑寒、舒子敏、焦鸣銮、操竹友、黄开瑞、程梦余、周协恭等人。

　　选举结束，在一九四七年年底，国内形势的发展，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眉目了。这个立委头衔，有为鸡肋：“食之无味，弃之可惜”。派因为青年党、国社党在安徽皖南区的候选人都没有当选，争吵不休，由张道蕃找我商谈，以次长为条件，要我让给夏涛声（青年党）。我答复他不要次长，只要三亿元选举费。结果他们不肯出这么多钱，交易没有成功。

　　伪立法院于一九四八年春间召集，是年集会两次，次年又集会一次。每次约三个月，其余时间休会。立委总数约七百余人，除几个青年党、国社党党员外，都是人。表面上看来，好似清一色，但是实际上四分五裂。不但整个党员统一不起来，就是各个派系内部也不是真能统一的。因而在伪立法院的真是一盘散沙，反映出的没落，也反映出蒋家王朝的瓦解。空负“以党治国”的恶名，其实党并不存在。蒋宋孔陈利用的招牌，实行寡头，豢养大批特务，依靠欺骗、恐吓、，利诱等伎俩，来维持其摇摇欲堕的统治。我在这一年多的时间内，参加过伪立法院几次有意义的争吵，简要叙述一下：

　　竞选院长的是孙科和陈立夫。我们反对陈立夫，支持了孙科，结果孙科当选。竞选副院长的是程天放（CC系）和童冠贤，我们反对程天放，支持了童冠贤，结果童冠贤当选。在院长到副院长的选举中，蒋介石的嫡系完全失败了。

　　一九四八年春间，在北平学的生集会，好象是为了反饥饿、反内战。蒋介石发布北平戒严令，由北平卫戍司令陈继承执行，开枪，死伤学生多人。消息传到南京，群情激愤。我们在立法院提出临时动议认为总统不经过立法院同意，擅行发布戒严令，是违宪的。主张追究责任，通过对伪总统的质询案。伪军政部长何应钦到会答复，弄得不能下台。蒋介石不得已，承认北平戒严令无效，宣布撤销，并将陈继承撤职。虽然结果并不园满，但对蒋介石的所谓“威信”，是一次沉重的打击。

　　我们提出这个案子，是为了减轻当时公教人员生活上的困苦，可是伪政府则从财政方面着想，阻止我们通过这个案。他们找出许多人来疏通，要我们撤回，我们坚决不同意。当时蒋介石在中央大学曾约请部分伪立委谈话，有我在内，我置之不理，没有去。最后，他们把所谓“总裁”搬了出来，在中央党部召集提案和附署的三十多人开会。

　　蒋介石说了许多理由，并威肋说党员要遵守纪律，要听领袖的话，等等。大家听了，心里起了反感。有几个人起来驳他，表示不能接受他的意见。张道潘看了不对劲，赶紧把蒋介石请到后台休息，说让我们交换一下意见。这次会，就这样无结果而散。

　　这个案子不是我提的，但我是赞成撤销的。社会部实在是一个骈枝机关。当讨论这个案子之前，谷正纲找到我们几个在社会部工作过的立委商量（我和郑若谷参加审查委员会），要维持这个机关，我们婉言谢绝。结果，这个案子还是在审查委员会以大多数同意通过了，接着大会通过。当然，谷正纲对我们是很难过的。

　　许闻天出身改组派，也是伪立委。他和几个同志组织了一个孙文主义同盟，因搞军运败露，被汤恩伯逮捕，在上海审讯，形势严重，有被杀害可能。我们伪立委提出紧急动议，认为不经过立法院同意，逮捕立法院委员是蹂躏宪法，通过对伪行政院的质询案。结果，何应钦到院答复，把许闻天释放回京，出席会议。

　　还有一件，比以上几个案子更为重要，是我们二百多个立法委员反对迁都，支持李宗仁讲和。先是在伪立法院集会之初，立法委员就纷纷联络意气相投、思想接近的朋友，分别成立各种非正式的小组织（无名称，无章程，只是定期骤会，交换意见，一般都是以骤餐为名），我们也不例外。我和武和轩、许闻天、忱等十余人，也有一个类似的结合，并以这个结合为基础，参加大一些的院外集会，进行活动。当一九四八年冬，淮海战役之后，人心趋向和平解放。而派则决定迁都，蒋介石并宣布下野，以退为进。于是达官贵人纷纷离开南京，为个人身家安全之计。一时人心浮动，不知所措。那时伪立法院正在休会期间，委员之在宁、沪、杭的只有二三百人，其余都往，也有去广州、香港的。我们在上海拒绝迁台委员代表（他们劝说在沪、杭委员往集会，坚持内战）的邀请，坚决反对迁都，联络沪杭委员回到南京自由集会。并向李宗仁表示，支持他与讲和。依照《立法院组织法》的规定，有委员五分之一以上的出席，即够法定人数，当时来京集会的有二百多人，已是法定人数，（后来的委员回来的也不少)，就正式开会。原来蒋系的阴谋，是让李宗仁干一下，缓和空气。李宗仁干不下去，蒋介石再出来，继续进行内战。

　　我们集会成功，李宗仁胆子大了。讲和得以进行，蒋系的谋被打破了。据说李宗仁做伪总统后，伪总统府的卫队，也被汤恩伯调走了，李宗仁成了孤家寡人。只得打电话到芜湖，由专员黄某星夜派了一连兵到南京去守卫伪总统府。因此李宗仁接见我们的时候，非常激动，表示一定坚持和平，不负我们对他的希望和支持。不料未及三月，对的和议由于他的不签字而破裂。就当时情势说，我们反对迁都、支持和议的做法，是正确的。

　　一九四七年夏季，范治农来到南京，和我商谈团结人士工作，我表示同意。他那时还代解放区采购物资，经济方面，我帮了他一点小忙。次年春，我去上海开一次秘密会。

　　这时参加活动的同志，有朱子帆、陈天任、程中一、李润五等约十余人。方向明受华东局国区部胡明同志的指派，到南京和我们见了面，进行工作，并公推朱子帆在芜负责。我们当时做的工作并不多，但是归向人民解放，是经过一番布置的。

　　一九四七年，绩溪左倾青年周之平、汪观涛（和党有联系）和王家源（地名）保长王某（暗中受党领导）在集会时被捕，特务戴坤一定要杀他们过年。我那时适在家中，向伪县长曹种文说明道理，力主从宽。曹种文接受了我意见保全了他们，次年夏季取保释放。

　　一九四八年年底，南京几次大逮捕，《中央周刊》编辑叶蕴青是民盟盟员，时做地下工作，被宪兵司令部抓去了，我托人代他营救。次年南京政府撤退时，把他放了（叶解放后任南京《人报》主编）。

　　解放时，我在上海，我是决定不走的。广州我不去，我更不去。但是住在南京，也不妥当。我认为如果和议破裂，南京一定有有激烈的战争。汤恩伯守不住南京的话，上海就无力再打了，也许上海可能比较安全。而且一旦军事吃紧，大家都离开南京，我若不走，不使派怀疑吗？此外，范治农、石原臬他们都在上海，联系便当些。当时又考虑将家搬到芜湖，也因为为避免的注意，不能这样做。最后决定家仍留在南京，人则暂住上海。

　　我在上海先住在沪西友人王以康家。起先也做出要往的姿态，在交通部门登记，并声名爱人有病（确是肺病很重），要搭乘轮船，故意拖延时间，到大多数人走了以后，我就搬到老西门大富贵菜馆同乡处暂住，躲了起来，在这期间，王家接到多次电话，找我接谈，王家都回说黄某已经走了。后来有人告诉我，谷正纲曾对人发议论说：“有飞机给他们走他们不走，就把他们关在四等船舱里送到去”。

　　我到沪的时候，就曾经托人(王艮仲的本家)在静安寺区弄得一张身份证，本来住在上海可无问题。但是上海解放的前几天，伪公安局长毛森准备全面逐户大扦查，如果不是解放军积极进攻，解放得快，我也是危险。

　　四月初，我还到芜湖一次，会同明远电厂负责人程士范、周协恭约集部分工人开会。我说明上海解放后即来芜，并决定解放时保护工厂照常发电。因此解放军到芜湖时，明远电厂秩序安定。上海解放后，我们联系了一下，在宁沪立委只有五十三人，我们通过邵力子征得周总理同意，发表宣言，宣布与派断绝关系，归向人民。